台州人爱做生意，古来如此。宋代史料里，留下了诸多台州商人的名字。

比方说，有个叫周文德的台州海商，在中日之间做贸易。北宋端拱元年（988），他在日本九州岛，遇到了苦修的高僧源信。源信将其著作《往生要集》交给周文德，请他带回中国。

周文德回国后，把《往生要集》送到天台山国清寺。淳化元年（990），周文德赴日贸易，给源信寄去了一封信，说《往生要集》在国清寺很受欢迎，并称自己“忝遇衰弊之时，免取衣食之难”，言下之意，生意不好做，希望源信能给予更多关照。这封《奉复源信大德书》，是台州海外贸易史上罕见的海商信件，因此弥足珍贵。

源信和尚

祥符八年（1015），周文德再次赴日，将一只孔雀献给日本三条天皇。又过了11年，也就是天圣四年（1026），源信的弟子寂照乘坐周文德的商船入宋求法。

台州海商之间，大多抱团合伙经营，形成一支大商团，类似于今天的股份贸易公司。除周文德之外，商团中还有陈仁爽、郑仁德、周文裔、周良史等。他们除了做生意，更是两国间的文化信使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周文德、周文裔、周良史均是宁海人，是当地的海商世家。他们世代相袭，累世经营。

据《东岙周氏宗谱》记载，唐昭宗年间（888-904），周希星自台州州治临海迁此定居，成为东岙周氏的始祖。东岙，位于三门湾沿海，今属宁海县一市镇，村口便是旗门港（古称岐门），当地人以牧海为生，有冒险精神者便出海经商。

旗门港 胡传斗 摄

周文裔生于北宋建隆三年（962），在宗谱中，名为周述裔。他有一发妻陈氏，后又娶一日本女子。其子周良史，生于雍熙三年（986），自小“随父往返，有如随阳之鸟”（《宇槐记》）

周良史不同于一般商人，他希望能获取一些政治资本。天圣四年（1026），周良史将自己的名籍献给日本关白（相当于宰相）藤原赖通，并献上桑丝三百匹，希望能谋求一个爵位。不过，藤原收了名籍，却拒绝授予其爵位，仅赏赐给他砂金三十两。

数年后，周良史出海再未归来，或许在海难中丧生，或许病逝于海外。周文裔卒于故乡，墓在东岙的覆钟山。对海商们而言，大海无限瑰丽，又无限凶险。无论魂归故土，还是客死他乡，都是他们需要承受的命运。

周良史的儿子周弁，于嘉祐六年（1061）考中进士，完成了从商人子弟到士人的身份转换。这是宋时的制度突破，要知道，唐代法律禁止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。

有宋一朝，是商业的黄金时代。政府对发展工商业充满热情，曾任天台知县的郑至道就说，士农工商，皆百姓之本业。尤其是海外贸易，能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税收。《宋会要》记载，温州、台州、明州、越州是“大商海舶，辐辏之地”，每月的南货商税，动以万计。

宋会要辑稿

为了最大限度地管理海商、收取税款，宋朝廷先后在广州、杭州、明州、密州、泉州、秀州、温州、江阴等8个城市设置市舶司。商人出海，必须到市舶司登记、领取公凭，才能启行，否则就属于走私，要受处罚。等贸易归来，商人必须回到原申请公凭的市舶司，交纳船上十分之一的货物作为税收。

台州并无市舶机构，商人们一般北上明州市舶司，“籍其名，岁责保给引发船”，然后将瓷器、书籍、棉、绢和土特产等商品销往日本、高丽以及南洋诸国。

台州与朝鲜半岛高丽国的贸易也较为频繁。据《高丽史》记载，天圣九年（1031），台州人陈惟志等64人去高丽经商；宝元元年（1038），明州人陈亮与台州人陈维绩等147人到高丽经商，并献土物；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又有台州人徐赞等71人前往高丽。

这些几十上百人的商队，要坐怎样规模的船？《梦粱录》载：“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，且如海商之舰，大小不等，大者五千料，可载五六百人；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，亦可载二三百人；余者谓之‘钻风’，大小八橹或六橹，每船可载百余人。”因而，台州的商船一般为中等船或钻风船。

说起来，台州也算是古代造船基地之一。北宋时，临海每年造船数量在百艘以上，东湖曾经就是官营造船工场。南宋后期，临海、宁海、黄岩三县纳入征调范围的民船多达6288艘，其中面宽一丈以上的达1006艘，居台州、温州、明州三州征调数之首。

民船多，意味着渔民、商人多。能见姓名于史籍的商人毕竟是少数，更多无名的小商小贩，以鱼干纱帛为货，驾驶着小舟，从大船底下穿行而过。要向大海讨一口生计，绝非一件容易的事，浮沉与搏浪之中，大约只有海风能抚慰他们的欢喜与哀愁。

参考文献：《天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史》/周琦、《中日文化交流史：两宋时期汉籍东传日本论述稿》/陈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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